CAUP思享 | 彭震伟:乡村协同振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日期:2019-10-28


乡村协同振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彭震伟教授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要求上海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充分发挥在改革、开放、创新上的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作用,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服务全国。除了目前在城市层面已经开展的各项合作外,同时还应坚定落实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推进城乡的融合发展,并关注上海与周边区域的乡村协同振兴。

坚持绿色、文化、创智主题



上海的乡村发展应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助力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全域战略优势,体现核心城市服务长三角区域的稀缺资源价值,创新上海大都市地区乡村发展的模式。因此,上海的乡村发展首先应突出“绿色、文化、创智”的主题。

“绿色”主题是要体现上海乡村营造绿色开放的生态网络,严守生态优先的发展底线,加强生态空间的保育、修复和拓展,并与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在确保生态红线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实施生态游憩空间的建设,释放生态空间的服务功能。

上海乡村文化是建立在更大区域范围的江南文化本底的基础上,“文化”主题是要融合长三角区域的自然环境、水系交通等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脉络,成为上海城乡文化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上海全球城市的文化竞争力。

“创智”主题则是要基于长三角区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共建协同创新的产业体系,服务乡村地区的产业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生活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全方位的创新需求,并与中心城区提供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的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等基础功能相互补,在乡村地区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休闲、体验、创意等功能和环境。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建立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基础上。作为基础性的乡村发展要素挖掘,上海除了依赖乡村本土资源禀赋的“内源性”要素如乡村产业基础、社会资本、土地与空间资源等以外,还需要特别关注外源性的乡村发展要素,如城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对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倾斜性投入,以及超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农产品种类和质量以及乡村生态及其服务等特色供给产品的需求等。

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区域内相邻乡村地区发展要素的协同与优化组合。由于上海与周边相邻的江苏、浙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乡村发展要素禀赋资源,可以探索一种区域联动型的乡村创新发展模式,包括跨行政区域毗邻乡村的联动发展模式和以周边毗邻新市镇为中心的新市镇-乡村联动发展模式。通过创新要素合作模式,构建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创新共同体,实现乡村区域发展联动与政策协同。如浙江平湖市广陈镇和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仅一河相隔,两地历史、文化相近,社会与经济往来密切,河两岸有两个同名的山塘村,这类村庄地区可以作为乡村发展创新共同体示范区的试验区,通过制度设计和赋权,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跨行政区域的乡村一体化振兴发展模式。


创建长三角乡村振兴发展创新共同体



长三角区域内跨行政区乡村振兴发展创新共同体建设,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乡村地区整体生态优先、资源高效转化和区域绿色与高质量协同发展。应强调区域范围内的协作互动,打破传统行政壁垒,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行、民众参与的路径,推动乡村发展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发展要素、建设项目、产业发展和村镇发展的跨区域融合,更精准地对接和服务城市及其区域的市场需求。

在发展路径上,可以探索跨镇、跨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通过构建跨区域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机制,创新土地政策,形成区域内乡村发展要素的重组和具有强力造血功能的跨村联合发展模式;也可以通过因地制宜、盘活资产等方式,联合周边乡村地区打造具有上海大都市特色的产业品牌区域;或可通过外部企业或乡村自身企业的推动,实现乡村集体经济跨村、镇向多层次、多领域延伸和拓展,形成以乡村产业经济为纽带的乡村发展共同体。

总之,上海的乡村振兴发展应充分发挥其与长三角区域的竞合、协同、辐射和引领作用,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化和优势互补,实现长三角区域乡村建设重大事项决策过程“共谋”、村镇公共设施与服务体系“共建”与“共享”、村镇社区公共事务协同“共治”和乡村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利益“共赢”,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迈入新时代。

此文刊登于学习强国平台 高校智库·聚焦长三角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