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目中的“大上海”是怎样的？或许，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繁华、时尚、充满现代气息。
“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一种现代都市之美，但这仅仅是美丽上海的一个侧面。”当记者走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的办公室，上海的版图成为我们这次对话的切入点。
“上海有多大？市域面积6800平方公里；上海的‘中心城’有多大？传统的说法是660平方公里，也就是全市面积的十分之一。而根据最新规划，加上虹桥、川沙、闵行、宝山等地，未来上海主城区的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彭震伟开门见山讲“版图”，实则意有所指：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美丽上海的认识并不全面，“视界”有待打开。
因为，“寸土寸金”的上海，五分之四的地方都是乡村。因此，观赏上海之美，可有近景和远景的不同“看点”：和市中心呈现的“时尚美”相对应，由江南沃土孕育的上海，还有自然赋予的一份独特的田园诗意之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乡村的韵味里染着乡愁，浸润着江南文化的点点记忆。
或许，上海的市中心可以比肩伦敦，但我们周边也可以有拥有像荷兰羊角村这样的“世外桃源”。而要收获这份层次愈加丰富的城市美感，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展望“十四五”，上海如何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呈现新亮点、展现新成效？结合学理层面的思考与已经开启的探索，彭震伟接受了文汇报记者专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
上海郊区是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
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上海未来的冲劲和潜力在哪里？从规划角度看，彭震伟开门见山：上海的郊区就是这座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是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
简单说，上海郊区的乡村振兴不仅仅关乎郊区本地住户，也与这座城市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明确指出，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上海郊区乡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找到其内生动力。”彭震伟说，上海郊区乡村振兴发展，应从如何更有利于发挥上海大都市整体功能的角度来考虑，着力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全域战略优势。
比如，在营造开放的生态网络上，郊区有着中心城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稀缺资源。再比如，郊区有青山绿水、粉墙黛瓦，这些江南元素里保留着上海“味道”，是上海文脉的体现。
因此，如何结合上海郊区的自然环境、水系、交通等整治工作的开展，在加强生态空间的保育、修复和拓展的同时，进一步“打通”文化脉络——既保存城乡文化风貌，又构筑上海全球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这是上海郊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攻坚”的全新课题。
在彭震伟看来，乡村振兴不仅要留住本地人的乡愁，解决郊区空心化的问题，更要通过功能再造，凸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功能，成为都市人放松休憩的公共空间。
乡村振兴不是新建、重造一个村，而是还其自然之美
接受记者采访时，彭震伟展示了一张令他倍加珍视的“证书”——今年初，他成为上海首批五位乡村规划师之一。
为彭震伟“授证”的单位是金山区漕泾镇。这张证书的由来，浓缩着当下上海正在开展的乡村规划和乡村振兴的丰富实践。
去年6月，彭震伟领衔的乡村规划设计咨询团队进驻到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对这群规划专家来说，水库村就像一只待解剖的麻雀，乡村振兴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坎”，需要突破的“点”，或许都可以从这个金山小乡村中得到一些答案。
掩身于大城市的水库村，境内河网密布，水道纵横，天然水系环田绕屋，良好的水体面积占村域总面积的40%，密布的河网使全村形成了70多座“小岛”。过去，百姓连出村都是个难题，这里因此被称为“水库里”，长期“顶”着薄弱村的“帽子”。不过，因为景色美丽，该村2017年获颁“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一场乡村振兴实践就在这里开始了。第一阶段，规划设计团队特别关注村里的民生工程，规划设计为老中心，改造村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营造“微田园”和“微景观”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在这些同济大学专家心里，乡村振兴不是新建、重造一个村，而是要还其自然之美。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未来的水库村可与荷兰旅游胜地羊角村媲美，成为都市人的“世外桃源”。
不过，也是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彭震伟的团队遇到了个小插曲。“有一回，我们去当地考察，发现村里一处水景上多了些新建步道。步道已建好，但和周边景观很不和谐。”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道算不上“美”的新风景让团队意识到，乡村振兴需整体规划、统筹设计。
这就是彭震伟手上这本证书的由来。在和当地相关部门的积极沟通下，彭震伟等五位专家受聘承担起对水库村乡村振兴的全面咨询服务工作。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
当然，水库村只是乡村振兴“全景”中的一个片段。彭震伟所在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不少教授团队这些年已深入到全国17个省市区的137个乡村，开展乡村振兴的规划建设工作。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框架下，未来我们应特别关注上海与周边区域相邻乡村地区发展要素的协同与优化组合，探索跨行政区域的乡村一体化振兴发展模式。”为此，彭震伟举了一个例子。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广陈镇和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仅一河相隔，两地历史、文化相近，社会与经济往来密切，河两岸有两个同名的山塘村。“像这类村庄地区，不妨作为乡村发展创新共同体示范区的试验区，通过制度设计和赋权，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跨行政区域的乡村一体化振兴发展模式。”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上海还将同时破解“乡村治理”这道超大城市治理的重大课题。彭震伟认为，在乡村治理上也可探索乡村建设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的“共谋”，村镇公共设施与服务体系的“共建”与“共享”，村镇社区公共事务协同的“共治”和乡村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利益“共赢”。
